理性的基础是自我关涉的封闭世界的语言机制。很显然，随着理性的自然化，出现了一些弯路。有一种分析从语言揭示世界的功能出发，把注意力集中在构成语境的视野当中，这些视野在不断扩大，而且还会不断地扩大下去但自身从来未能被超越。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语言分析就会完全被如下间题所垄断：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成员为何全部都被一种对世界的语言前理解所左右，这样一来。语言的交往运用也就失去了其意义。语用学首先关注的问题在于：在一个共同拥有的生活世界（或完全重盛的生活世界）语境当中，交往参与者如何才能就世界中的事物取得沟通。由此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完全不同的现象。比如，言语者在他们的表达当中所提出的真实性要求乃至一切有效性要求都具有超越语境的力量；言语者相互提出的言语行为都具有现实性；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二人称视角在言语者和听众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相互补充；官语者和听众共同提出了语用学的前提：任何一种共识都要取决于第二人称的“肯定”立场或“否定”立场，因此，他们必须互相学习，等等。相互承认的交往自由和交往义务是一些对称的关系，这些关系此外还揭示了戴维森所说的“宽容原则”和伽达歇尔（Cadamer）所说的“视界融合”，也就是解释学的期待，即：最初看起来不可通约的一切原则上都是可以沟通的。
关于语言的交往运用或交往行为，我在这里不可能展开详细分析。
因为，分析交往行为，首先就必须阐明交往理性，而在论证实践或日常实践当中，交往理性始终处于在场状态。当然，这样一种交往理性也扎根在不同生活方式的语境当中。任何一个生活世界都用一种共同的文化知识、社会化模式、价俏和规范来装饰它的成员。生活世界可以看作是交往行为付诸实现的前提条件，反之，生活世界又必须通过交往行为完成自身的再生产。但是，生活世界的符号结构与交往理性之间保持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行为者要想提出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并用一种“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来回应这些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离不开交往理性。
这样我们也就搞清楚了生活方式在卷人社会现代化大潮当中必须完成的“合理化”的路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必须与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合理化或相应的行为系统的合理化严格区别开来。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文化传统、个体的社会化以及社会的一体化。①文化传统如果失去了其自我理解的有效性。并受到了批判，那么，它就具有了反思性。因此，一个传统要想延续下去，就离不开后代的有惫识的占有。与此同时，社会化过程还激发出了形式的力量，也就是说，社会化过程建立起了不断摆脱具体内容的认知结构。个人越来越要求建立起一种抽象的自我认同。后传统的自我控制能力，是对自主抉择和个体生活方式的社会期待的满足。同时，社会一体化过程也越来越远离自发的传统。在制度层面上，普遍的道德原则和立法程度取代了传统的价值和规范。政治对于共同生活的调节。越来越依赖于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话语组织，越来越依赖于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中的交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