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对于再语境化的理性批判而言，把理性从它的错误的抽象那里解放出来这样一种品德构成了一个富点。后现代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普遍主义要求本身都是一个标志，揭示的是一种被掩盖着的特殊的帝国主义。
它要求全身心地投人到总体性当中。这样一种分析策略，（从马克思开始）就一直贯穿在揭示欧洲中心主义传统和实践过程当中。它要求一切有限的视角都解中心化。排斥机制的确常常埋藏在普遥主义话语的潜在前提当中，对这些排斥机制保持怀疑，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只要它们还存在着，我们就要对它们保持怀疑。可是，许多后现代理论家面对现代所特有的话语麻木不仁。
正确的前提在于，没有理性可以存在于真空当中；可是，后现代理论家从正确的前提中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理性自身的标准在每一个新的语境当中都各不相同。
区分现代话语与其他话语的标准，并不在于要求充分包容，古老帝国当中形成的世界宗教福音就是针对“所有人”的，并且要求把每一个饭依它的人都包容进去。现代话语，不管是表现为科学、道德还是法律，都和这种宗教福音截然不同。这些话语是根据原则建立起来的，遵守的是自我关涉的标准。
有了自我关涉的标准，就可以揭示和批判充分的包容所遇到的实际障碍，比如，对参与者和主题悄悄进行选择等。这种带有反思性质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纠正就是这些依据原则并对自我关涉的话语做出的特殊贡献。当然，伴随着自我关涉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暴力，主要表现为公开承诺的包容遭到了破坏，而且是不露声色。不过，普遍主义话语常常被用为遮蔽社会暴力、政治暴力、知识暴力以及文化暴力的工具，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说明，一定要对与这些话语相关的诺言本身加以修正—即便这一实践同时还提供了标准和工具—来阻止人们认真履行承诺。
后现代理论正确揭示了西方的交往模式和话语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所导致的殖民化效果。这里主要涉及西方文明当中很大一部分的物质文化和符号文化，它们是通过全球市场网络和全球传媒网络传播开来的。但是。后现代理论装备太差，根本无法区分殖民性的话语和有说服力的话语，前者是依靠制度的强制性而在全球获得推广的，后者则是因为有自明性而被全球接受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并不单纯是在西方的标准下才有说服力，才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比如人权，尽管不同文化在如何正确解释人权问题上还存在着争执。但很显然，人权语言可以让那些持有异议的人把他们的不满以及他们对于压迫者的要求充分表达出来，在亚洲、南美洲和非洲是这样，在欧洲和美国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