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的错误扬弃诚然。如果不恰恰是现代艺术也带有关涉到其“与整体之联系”的幸福承诺的话。那么艺术的存在权利也不会得到超现实主义的质疑。在席勒那里，审美观察虽然给出了承诺，但是没有兑现，而这种承诺仍有着明确的超乎艺术之外的乌托邦形式。这种美学乌托邦一直持续到马尔库塞，他以惫识形态批判的方式对文化的肯定特征进行了谊责。而在重复幸福承诺的波德莱尔身上，和解性乌托邦已被反转成一种对社会环境的无法调和性的批评性反映。而艺术越是远离生活，越是撤回到一种完全独立的不可触及之中时，这种反映意识就愈加痛苦。一个与巴黎的垃圾收集者打成一片的被驱逐者的无穷厌倦，就是这种痛苦的体现。
在这些情感之中，一种爆炸性的能量在缓缓聚集，它最终会在一种暴力、叛逆的行动中爆发出来，它试图打破貌似自给自足的艺术范围，并通过这种牺牲迫使和解成为可能。阿多诺非常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超现实主义“拒绝艺术，却无法摆脱它。（《美学理论》，第52页）。所有希望填平艺术与生活、虚构与实践、表象和真实之间鸿沟的试图；消除作品与用品、产品与现存物、塑造与自发冲动之间的区别的试图；将一切视为艺术，将所有人称为艺术家的试图收回所有标准，将美学评判与主体经历的表述等同起来的试图—所有这些目前被详尽分析的做法都可以被看成是无稽之实验，它们不自愿地将木想打破的艺术结构更为刺眼地详尽表现出来：表象的媒介、作品的超验性、艺术生产的全神贯注的有计划的特点以及品味评判的认知地位。①场弃艺术的极端尝试却讽刺性地承认了那些范畴的权利，古典美学正是以这些范铸确定了其研究对象的范围。当然，在此过程中。这些类别自身也起了变化。
超现实主义叛逆的失败也证实了一种错误扬弃行为的双重误解：一方面，如果一种我行我素地发展而成的文化范围的容器被打破，A内容也会流散；在对意义进行反升华，对形式进行反结构处理后，已无幸存之物，更不会有解放性的效力。而另一种误解的后果更加严重。在交际性的日常实践中，认知的解释、道德期望、表达和评价必须互相渗透。生存世界的理解过程需要全方位的文化传承。因此，想通过强行打开一个文化空间，这里指的是艺术。创建一的僵化中拯救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途径充其且也只能是让一种单向性和一种抽象性由另一种取代。
在理论认识和道德领域，也有同样存在着与这种借误扬弃的纲领和失败的实践相似之处。当然它们的表现不是那么明显。尽管作为一方的科学和另一方的道德、法制理论已经与艺术一样，以相似的方式各自独立了。但是这两个范围都还与实践的专业化形式保持着联系：一方面是科学化的技术，另一方面是以法律方式组织而成，从根本上依赖于道德辩解的管理实践。即便如此已经机构化的科学和在法律体系中已分离出来的道德一实践讨论也已经如此远离了生活实践，这样，启蔽运动的纲领也能够翻转走向扬弃的纲领。
自青年黑格尔派一代开始，一种扬弃哲学的呼声渐渐传开，而自马克思之后，便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在这点上，知识分子自然是和工人运动站在一个阵线上。只是在这种社会运动的边缘。宗派团体找到了他们进行尝试的空间，全面实施他们扬弃哲学的纲领。就像超现实主义者扬弃艺术那样。
这里，在教条主义和道德严肃论的后果中表现出的是与上面同样的错误：一种已经物化的、致力于认知与道德实践和美学表述的无拘无束的共同作用的日常实践，并不能通过某一个强行打开的文化领域的联系而康复。此外，也不能把实践地释放、机构化地体现积累在科学、道德和艺术中的知识与这些价值范围的非日常地代表者的生活方式的拷贝混淆起来—也就是与尼采、巴枯宁、波德莱尔在他们的生存方式中所表现出的颠搜力量的普遍化。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恐怖主义活动可能会与某一个文化因紊的过分延伸有联系，也就是与那种将政治笑学化、用道德严肃论替代它、或是使它屈服于一种学说的教条主义的偏好间的联系。
但这种难以把握的联系不应当诱导我们。把毫不妥协的启蒙运动的意图诬蔑为”恐怖主义的理性“的怪胎。谁要是把现代派的工程与单个恐怖分子的意识状况及其公开轰动行为等同起来。谁的武断性就不亚于那些将在隐秘角落的、武装和秘密警察的地下室里、在m中营和梢神病院中实施的更为持续、更为广泛的官僚主义恐怖称为现代国家（及其被实证主义地挖空的合法统治的）存在的理由（raison d' @tre）的看法，其根据仅仅是因为这种恐饰采用了国家强制机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