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典型的是亲缘关系的等级—无论血统还是姻亲关系带来的差异—都与相关的经济优势和政治权力有关。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社会制度的纵式发展趋势在权力上超越了亲缘系统中各个单位具有平等地位的无缝亲缘网络。这一趋势是两股力盆汇合的产物。
一方面，相对优势产生了分化：地位低下家族的成员，较不特殊的亲缘群落被“强行推到”了边缘位置。他们搬迁到相对不具优势的居住地点，接受较差的经济资源，也无法运用政治权力来与这些不利条件抗衡。①另一方面，制度社会通过强调对某些特定功能的责任而取得了功能上的优势。分析发现，这种强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政治和宗教。首先，在某些人口和土地面积增长、阶级分化的社会中，上升的复杂性不但导致了诸如控制暴力、维护财产及婚姻规则等内部秩序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也给抵御外来侵略带来了困难。其次，与日常生活细节以及特定群体利益和团结紧密相关的文化传统也受到了威胁。这样就产生了中央象征系统，尤其是宗教职责和集体程序的权威。同时迫切需要从更普遍的角度对其重新定义。
在本篇论文中。我假定政治和宗教职贵集权化的趋势在当前条件下没有产生明显分化的必要。关键在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化有与职责集中化的功能需求共同出现的倾向。由于在制度化制度中，职责和地位似乎具有内在的相关性。所以强势群体趋向于承担贡要责任。这一问题并不涉及强势群体服务他人和所得利益之间的平衡，但是两种力盈的共同出现似乎属于同一种基本结构的产物，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
书面语言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可能成为基本的推动因素，因为一般来讲知识并不会普及到每一个人，但它却为适应社会带来巨大优势。同时，它也具有重文化、宗教因素而轻政治因素的倾向。
当人口的重要成员认为，至少暗示社会高层的特权和功能对所有其他成员具有排外性时，社会分层制度的关键一步就出现了。由此产生了相对于大多数人口的“高等的”、“领导的，或者可能是”统治的“阶级。在早期。或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早期，这个高阶层成员的地位即便不完全地，但也不可避免地主要依赖亲缘集团的地位。这样，当军事或其他方面的领袖成功地确定了社会基层的重要标准时，其自身门第的地位也就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即使他希望能把其亲缘排除在自身的成功之外。也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
那么。由此可见。社会分层时亲缘单位在特权层面上产生分化，因此这个单位或阶级之间的分化从很重要的意义上说带有世袭的性质。完全有理由假定这种早期倾向导致了两个阶级制度的出现，这种情况有重演的可能。巩固这种制度的最重要方式是上层阶级的内部通婚。由于这只是重复了早期社会轮廓的荃本原则和地域原则，所以上层社会构成了一个亚社会。但是，除非与之相对的下层阶级被清楚地包含在同一个社会群体之中，否则上层阶级无法构成阶级。
这种原始的两个阶级的制度为演进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向四个阶级的制度的演化。这种演变基于城市集居群体的发展，在这种群体中，政治管理职能、集权化了的宗教、其他文化活动以及地域性的特殊经济活动都得到了实施。于是出现了上层社会活动的普遍化的”中心，“社会组织原则要求这些中心，它们和地方集居群体一样—包括地方性中心—不能仅由上层杜会的人单独控制。因此，城市与乡村的上层社会产生了分化，②同时，下层社会也产生了分化。当这一切出现时，阶级的世袭等级秩序便不复存在了。但是，只要世袭亲缘地位是个人获得”利益“的主要决定因素，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社会是分层社会；简单说，每一个社会都是等级社会。
虽然分层的意义具有弥散性，但它还是一个演进的普遍特征，因为从现在的惫义上讲，最原始的社会不分阶级。但是，除此之外，进一步的发展是以两个主要问题为先决条件的。第一，我所说的”特殊“位置是领导权责任集中的普遍先决条件。几乎无一例外的是，那些缺少足够”根基“的人无法在重大变革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点涉及实施变革所需资源的可获得性。社会组织中亲缘关系的决定作用与严格刻板是不可分的。亲缘集团中的价值观念要求人们各司其责。无论如何，亲缘关系都是上层阶级内部团结一致的基础，这一阶级通过内部通婚所造成的封闭状态使亲缘关系未能成为上层阶级得到下层阶级的服务或其它资源。只要下层阶级与之同处于一个社会，那就意味着那种休戚相关将要打破阶级界限，这样，建立一种不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互惠关系例如打破阶级界限的庇护人与被庇护人的关系）就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在普遍愈义上重新定义价值，同时也为上层阶级追求其自身利益提供了资源。
因此，社会分层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可能被认为是冲破神的阻碍的社会演进过程的首要条件。社会学中许多社会分层方面的文献对于亲缘关系的强调有掩盖社会分层造成新的流动性这一事实的倾向，这种新的流动性主要是基于打破阶级界限的亲缘归属关系。
当然，社会分层一直是后来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在演进过程中也呈现多种不同形式。因为演进变化的一般过程遵循一系列多而的分化路线，所以某一单一的特殊阶层无法充分体现更加进步的社会的分层制度。欧洲中世纪晚期的”资产阶级“就不能仅仅描述为介于特殊的乡村”封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但是，社会分层对普遍等级化施加了压力，超越了诸如政治权力、财富的特殊的泉等。这主要是因为它使亲缘集团中的地位弥散关系与各种优势结合在一起，通过亲缘关系的遗传特征使之一代代传承下去。
因此，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分层经常成为一种最为保守的力量，但在早期阶段，它却为革新提供了机遇。